意如：中国国家博物馆藏《六朝写经残卷》（墨迹本）_天天日报

安美版《中华宝典——中国国家博物 馆馆 藏 法帖书系（第四辑）·六朝写经残卷（墨迹本）》封面

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了不少吐鲁番文书。它们主要来自清末民初收藏家如梁玉书、段永恩、吴宝炜、罗振玉等人的旧藏，以及考古学家黄文弼在当地考察时所获的吐鲁番文书。第四、第五辑《中华宝典》将陆续介绍中国国家博物馆所藏的部分吐鲁番文书。本文所选即梁玉书旧藏《六朝写经残卷》。

《六朝写经残卷》由14段残经装裱而成，各段字行数目不等，所抄经文亦不同，具体名目详见“六朝写经残卷内容简表”（表1）。其中，第9、14段为黄纸本，其余诸段为白纸本。此外，第9段经纸背后还写有维吾尔文数行。

(资料图片仅供参考)

一、吐鲁番文书的概况

吐鲁番文书指19世纪末以来在新疆吐鲁番地区佛教石窟、古城遗址及古墓葬群中所发现的纸本文献 [1]前言1 。历史上的吐鲁番盆地，位于丝绸之路的要冲。两千多年以来，先后有车师、汉、粟特、吐谷浑、回鹘等多个民族生活定居于此，留下了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。而吐鲁番干燥的气候，也使得大量的历史文物，尤其是纸质文书得以保存。

清末，一些新疆地方官员常获得吐鲁番出土的古代写本。与此同时，欧美及日本的探险家和考察队也来到吐鲁番搜索和发掘，获取了大量的吐鲁番文书并带回本国。此后，中国的考古学家黄文弼也来到此地考察并购得出土文书。新中国成立以后，文物考古工作者在吐鲁番地区进行了多次系统的发掘与整理，获得了大批文书。

中国国家博物馆藏《六朝写经残卷》（墨迹本）局部

正因如此，目前吐鲁番文书分散收藏于中国、日本、德国、英国、俄国等多个国家的不同收藏机构。其抄写年代主要是公元4世纪至13世纪初；其书写文字有汉文、回鹘文、粟特文等；其内容既有儒家经典、佛教、景教等典籍类写本、刻本，也有各式各样的公私文书，记录了吐鲁番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。由于文书大部分来自沙埋遗址和古墓葬群中，多已残缺不全，这同藏经洞封存的敦煌文书有很大的不同 [1]前言1-13 。总而言之，吐鲁番文书不仅记录着当地古代先民的各种活动，也记载了历代官府在这里的施政及运作的情况，是中华民族一份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。

二、《六朝写经残卷》的书写内容

吐鲁番在秦汉以前，曾经是姑师人 ① 生活定居的地方。自西汉始，中央政府建置“戊己校尉”进行军事屯田。十六国时期，前凉统治者张骏于建兴十五年（327）在吐鲁番设置高昌郡。自此，高昌成为凉州的一部分，并深受凉州文化的影响，其所流行的佛教也是以凉州回传的大乘佛典为主。

继前凉后，高昌郡曾先后被前秦、后凉、西凉、北凉等割据政权所统治。在这些政权中，北凉（397—460）政权尤其护持佛教，其建立者沮渠蒙逊大力提倡佛典的译经传写。在北凉众多译经中，玄始十年（421）昙无谶所译的《大般涅槃经》最为重要 [2]317 。《大般涅槃经》肯定了众生皆可成佛，受到了统治者和人民的欢迎。本卷写经中第1、2、3、5及11段都是北凉至北朝时期抄写的《大般涅槃经》残段，其影响可见一斑。就吐鲁番出土的佛典写本数量而言，《涅槃经》也是信众最常抄写的佛经之一 [3][4] 。

中国国家博物馆藏《六朝写经残卷》（墨迹本）

《大般涅槃经》后，昙无谶又译了《金光明经》。该经用佛教义理为现世王权合法性提供辩护，受到了统治者的欢迎。本卷写经第12段即《金光明经》抄本。除大乘经文外，昙无谶还译入了大乘戒律《优婆塞戒经》。据日本大谷探险队所获得的《优婆塞戒经》尾题，玄始十六年（427）蒙逊之子兴国主持了该经的翻译工作 [5] ，以国家力量确保译经工作的顺利进行，可见北凉统治者对佛教的重视。本卷写经第4段《优婆塞戒经》与大谷探险队所获《优经》是同一写本的前后部分 [6][7] 。从出土资料来看，这些佛典在凉州译出后不久便传入了吐鲁番，受到当地信众的欢迎 ② 。

中国国家博物馆藏《六朝写经残卷》（墨迹本）外观

除凉州外，长安也是佛教重镇。自后秦统治者姚兴亲迎鸠摩罗什入长安后，“长安译事，于十数年间称为极盛” [5]239 。弘始五年（403），什公译《摩诃般若波罗蜜经》，姚兴亲自校雠。弘始八年（406），什公译大乘佛教重要经典《妙法莲华经》。

什公所译《妙法莲华经》，经义精妙，文辞流畅，一经译出即受到了信徒的广泛欢迎，经久不衰。就写经数量而言，《法华经》是目前所知的敦煌、吐鲁番写经中数量最多的佛典 ③[4] 。本卷写经中第8、第9及第13段都是《法华经》写本残段；第10段是《摩诃般若波罗蜜经》写本残段。

表1 六朝写经残卷内容简表

公元439年，北魏灭北凉。沮渠氏流亡至高昌并建立政权，号称“凉王”。独立的高昌国由此出现，并统一了整个吐鲁番盆地。高昌大凉王朝继承了北凉佛教国家的传统。沮渠安周在位时，大力发展译（集）经、写经、造像立碑等佛教事业。本卷第6段所录《贤愚经》，即是高昌僧人慧觉等人在安周统治时期集译完成的。《贤愚经》的构架似一部佛教故事集，也正因如此，该经在河西地区一直流传不衰，并成为敦煌变文及敦煌壁画的题材来源 [8] 。

除译经外，沮渠安周还大量供养佛经，并于承平七年（449）于高昌皇家寺院内立造寺功德碑即《沮渠安周碑》。《沮渠安周碑》说明佛教得到了国王的全力支持，是“吐鲁番佛教史上的一座里程碑” [9] 。《沮渠安周碑》原碑已毁，其拓片孤本收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，并收录于第五辑《中华宝典》中。

中国国家博物馆藏《六朝写经残卷》（墨迹本）局部

公元460年，柔然攻破高昌，高昌从此进入政权更迭时期。麹氏高昌国（502—640）建立后，政权相对稳定，佛教也由此更加繁荣，仅出土文书中所见的高昌国寺院，就有140余所之多。[10] 公元640年，唐太宗在高昌建西州，来自长安的佛教文化提高了吐鲁番佛教的发展水平。

公元9世纪初，回鹘人进驻西州，开始了西州回鹘王国时代。10世纪末至11世纪，佛教取代摩尼教成为西州回鹘的国教，回鹘佛教徒抄经、译经活动进入高潮。同时，汉文佛经逐渐取代吐火罗语佛经，成为回鹘佛教徒译经的主要来源。本卷写经第9段《法华经》纸后背，隐见回鹘文数行，或是西州回鹘时代所书写 [11] 。

三、《六朝写经残卷》书法特点

写经有固定的规格程序。“纸张上下要画横线，中间相距18至19厘米，然后再分割成1.5至1.8厘米的竖线，较为常见的是每行17字，一纸28行，这样很容易计算出一部经大体上的字数和用纸多少。抄写经书时，正文的前面要写题目、撰者或译者，题目称作‘首题’或‘内题’，一般用全称，有时还有品名；而卷尾的题目，称‘尾题’，则往往用简称。卷尾如果有空，常常写题记，内容包括年代、书写者和供养人的姓名、发愿文。” [12] 写经人在抄写佛经时要遵循这些固定的程序。

本卷写经所用书体，多数仍是隶楷过渡时的书体。主横画和捺笔往往含有隶书波磔意韵，同时出现了楷书的撇和钩。此外，抄写佛经既要工整以示虔诚，同时抄写的速度又要快，以求效率，因此“写横画都是尖锋起笔，不用逆锋，收笔处重按，转折处多不是提笔转换笔锋，而是略做停顿后再调锋，以取劲疾”。[13]

本卷第1段《大般涅槃经》中，标题“德王菩萨品中卷第廿四”中横画起笔出锋下顿，收笔顿笔侧锋上挑，形成两端尖峭的形式。这种写法与《沮渠安周碑》近似。此外，该篇竖画外拓；“亻”“彳”等偏旁常作翻撇；字体略取横势，充满隶意。（图1）

第2段《大般涅槃经》，横画露锋起笔，行至末尾按下；捺笔上挑；竖画长垂外拓。该经书写时字间距不稳定，时常变化，且横画甚长，这使得这篇写经充满了跳跃感。

第3段《大般涅槃经》，横画露锋起笔，收笔多有“燕尾”效果，撇画带钩回环，隶意明显。字体略取横势，呈扁平状。（图2）

第4段《优婆塞戒经》，横画头轻尾粗且左低右高，字形方扁，笔画之间的组织非常松散。崔中慧女士认为此段写经的笔势里含有书写中亚文字的用笔惯性，其线条走势方向有别于传统的写经，有一种特别的弧度与运动感。这说明这位写经生至少擅长书写胡汉两种文字，或者本身就有不同的文化背景身份。[14] （图3）

第5段《大般涅槃经》，已多有结体修长的字，笔画仍有隶意，横画头细尾粗，撇画甚长，且微微向上挑起。

第6段《贤愚经》，横画起笔尖细，尾部微驻回锋，饱满圆润。楷法转折时有时无，字形方扁外扩，字内空间舒朗，有一种很强的视觉特征。（图4）

第7段《佛说温室洗浴众僧经》，横画顺锋起笔，顿按收笔；竖画大多短促作钉形；撇画方头锐尾，捺笔丰厚。转折处无提按。这段写经含有大量绞转的笔法，尤见于“乚”笔画。这使得它的线条富有立体感，不似后代平面单一的线条。一些单字的结字与王羲之某些结字颇有相似之处，如第4行的“报”、第15行的“七”“者”“生”等字，这种相似的技术取向可能是时代书风使然。（图5）

第8段《妙法莲华经》，隶意浓厚，体态丰腴。尤其是捺笔，圆润厚重。通篇字势虽平正，但圆润的捺笔增加了节奏，使得整段写经显得古朴灵动。（图6）

第9段《妙法莲华经》，捺脚犹存隶意，但竖钩的笔法已处理得很好，横折也有明显的转折用笔，在本卷中写经楷法突出。结构工整，笔画舒展，端庄秀丽，流畅自然。（图7）

第10段《摩诃般若波罗蜜经》，字体为楷书，但多隶书用笔，波磔分明，庄重肃穆，井然有序。（图8）

第11段《大般涅槃经》，楷书书写，结体修长，用笔圆熟，其捺笔顿而略向上挑起，含有隶意。通篇质朴端庄，且有舒朗之趣。

第12段《金光明经》及第13段《妙法莲华经》 ④ ，形貌虽是楷书，但点画充满隶意。通篇书体丰腴遒劲，生动自然。（图9）

第14段《大般涅槃经》，其残段来自不同写本，最上方残段书法最为动人，楷书书写但隶意尚未完全退尽，第6行“无”字“乚”笔画，不见于楷书成熟之后。通篇字体工整，结体端庄秀劲。（图10）

一卷写经，即有如此丰富的书法面貌。若以此视吐鲁番文书，那其中很多佳品，可以作为研究中国书法史的重要资料，为更加充分地认识书法发展的历程提供丰富的资源。这些吐鲁番文书不仅有助于今人了解古代普通民众的书写状况，同时也为今人的书法创作提供新的思路。

四、《六朝写经残卷》的题跋简介

此卷写经题签“六朝写经残卷，素文先生珍藏，晋卿题签”。“素文”即梁玉书，字素文，奉天人，宣统元年（1909）奉使监理新疆财政。梁氏好收藏吐鲁番出土文书，且收藏颇丰 [15] 。除本卷外，中国国家博物馆另有一件梁氏旧藏写经《北凉以来写经残卷》，也收录于本辑《中华宝典》中。“晋卿”系王树枏（1851—1936），字晋卿，河北新城人，宣统初年任新疆布政使。王氏也是吐鲁番文书收藏的同道。题签下“宝炜”印识，系吴宝炜之印。吴宝炜（1879—1938），字宜常，河南潢川人，曾于民国时任中央考古委员会委员。

中国国家博物馆藏《六朝写经残卷》（墨迹本）局部

本卷有题跋数段，部分是梁玉书请同僚好友所题。卷首有王树枏于宣统二年（1910）的题跋，以及宣统三年（1911）夏潘震 ⑤ 的题跋。卷中第8段及第9段后有王氏跋语两段。第11段后有宋小濂 ⑥ 于民国三年（1914）的题跋。卷尾还有宣统二年赵惟熙 ⑦ 的题跋。递藏者吴宜常于民国十七年（1928）跋于卷首第3段。此外，第4段后有吴氏于民国十九年（1930）的跋语。

民国时期，吐鲁番出土的珍贵文书震惊了世界。德、英、法、日等国开始了收藏吐鲁番文书的角逐。时至今日，梁氏旧藏多见于日本静嘉堂文库，王树枏旧藏现多在日本书道博物馆。虽如此，随着中国学者的努力以及学术信息的日益开放，中国的吐鲁番学已经走在了世界的前列。

注释

①据《史记》记载，天山东部地区的土著居民是姑师人，其中心就在吐鲁番盆地。

②1965年，吐鲁番出土了一批早期的窖藏佛经，其中一件《金光明经》，是公元430年高昌当地写经手为信众所抄写的。此件经文发现经过及具体内容的讨论，详见荣新江《吐鲁番出土〈金光明经〉写本题记与祆教初传高昌问题》，收录于《西域文史》第2辑，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-12页。

③据方广锠先生对敦煌写经的研究，敦煌写经中也是《法华经》写本最多。详见方广锠《敦煌藏经洞封闭原因之我见》一文，收录于《方广锠敦煌遗书、散论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15页。

④此残页为两段不同残经，均为《法华经》抄本。

⑤潘震（1851—1926），字鹿碛，安徽省当涂县人。清末时任新疆官员，曾与斯坦因有过交往。

⑥宋小濂（1860—1926），字友梅，吉林省双阳县人。宣统年间曾任黑龙江民政长。

⑦赵惟熙（1859—1917），字芝珊，江西省南丰县人，曾任甘肃布政使。

参考文献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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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2]汤用彤．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[M]．2版．北京：商务印书馆，2017：317．

[3]杨君．隋及唐前期敦煌、吐鲁番民众的写经活动[C]//郑炳林．佛教艺术与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．西安：三秦出版社，2009：242．

[4]方广锠．吐鲁番出土汉文佛典述略[J]．西域研究，1992（01）：120．

[5]池田温．中国古代写本识语集录[M]．东京：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，1990：83．

[6]周铮．北凉《优婆塞戒经》残片[J]．书法丛刊，1981（02）：30．

[7]毛秋瑾．墨香佛音敦煌写经书法研究[M]．2版．北京：北京大学出版社，2014：199．

[8]赵莉．克孜尔石窟壁画中的《贤愚经》故事研究[J]．吐鲁番学研究，2005（02）：122-141．

[9]姚崇新．北凉王族与高昌佛教[M]//中古艺术宗教与西域历史论稿．北京：商务印书馆，2011：170-171．

[10]杜斗城，郑炳林．高昌王国的民族和人口结构[J]．西北民族研究，1988（01）：86．

[11]付马．两种回鹘语《阿离念弥本生经》写本比较研究：兼论西州回鹘早期的译经活动[J]．西域研究，2008（03）：3．

[12]荣新江．敦煌学十八讲[M]．北京：北京大学出版社，2001：340-343．

[13]华人德．六朝书法[M]．上海：上海书画出版社，2003：41．

[14]崔中慧．吐鲁番出土北凉且渠安周供养《佛华严经》研究[J]．华严学报，2013（06）：250-251．

[15]荣新江．海外敦煌吐鲁番文献知见录[M]．南昌：江西人民出版社，1996：183-193．

本文为《书画世界》杂志独家版权

本文选自《书画 世界 》杂志2021年11月号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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